万里长城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和血汗的结晶，它又是举世无双的、最长的古代军事防御工程。长城不仅工程雄伟壮丽，而且修筑历史悠久，从它开始修筑时算起，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的时间。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诸侯称霸而穷兵黩武。形成了大国兼并、弱肉强食的纷乱局面。就在这样大动荡的历史背景下，各诸侯国纷纷在自己的国土上起土为墙，内保统治，外御强敌。如“齐宣王乘山岭之上筑长城，东至海，西至济州的千余里，以备楚”（《史记·楚世家·正义》）。而“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城”（《左转》）。“楚魏与秦接界。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史记·秦本纪》）。“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至上古、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史记·匈奴列传》）。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起我国第一个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秦始皇为了防御北部匈奴族奴隶主贵族的南下骚乱，便派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史记·蒙恬列传》）。把战国时期秦、赵、燕三国“筑长城以拒胡”的长城连起来，并在此基础上又加以扩建。“因地形，用险制塞，起临洮，止辽东，延袤万余里”（《史记·蒙恬列传》）。至此，这一世界上古代最为宏大的建筑工程，便巍然雄峙在我国北部辽阔的土地上了。

      秦代以后，经汉、南北朝、隋、辽、金、明各代，都对长城进行过大规模的修筑或增建。其中犹以汉代和明代的长城规模最大。汉代的长城、亭障、烽燧长达两万里。明筑长城，在建筑工程技术和防御设备等方面都有了许多的改进和发展。明代是长城修筑史上最后一个朝代，也是长城防御工程技术发展的最高阶段。
明朝建立以后，北部有蒙古族残余势力，东北部又有女真政权的崛起。这对于刚建立不久的朱明王朝是两个不小的威胁。所以，明朝建国后的第一年（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就把修筑长城作为当务之急，派徐达开始修筑居庸关等处长城，明代修筑长城，前后历时一百多年才完成明长城的全部工程。

      山海关长城就是在明洪武十四年修筑的。
      《明史》记载，明太祖朱元璋派大将军徐达“发燕山等卫屯兵万五千一百人，修永平、界岭等三十二关。”山海关之名也自此得。山海关长城，南自渤海岸上的老龙头长城起点，北至燕山余脉的角山下，南北长达二十五里之遥。

      山海关长城是由城墙、关城、南翼城、北翼城、老龙头、角山长城，配以关城的东西罗城及东边的威远城、烽火台等几部分组成，构成了左辅右弼，互为犄角的军事防御体系。

      城墙：山海关一带长城，是明长城的精华所在。这里的长城，大部分为土筑砖包，底层以条石为基础，外包以砖墙，中间填三合土夯实，城墙顶部用砖铺面。山上长城建筑结构，随山势而起伏，因地形而不一，高度和宽度也不一致。平原和丘陵地带的长城一般平均高十米，宽八米，大部分宽四至五米。城上可容五马并骑、十人并行。城墙顶部外砌垛口，上有瞭望口，下有小孔，为射洞。守城部队在长城上即可瞭望又可射击，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墙面还有排水沟和吐水咀等工程实施。

      关城：据《临榆县志》记载：“县城高四丈一尺，厚二丈，周八里百三十七步四尺。土筑砖包。其外门四：东曰镇东（天下第一关），西曰迎恩，南曰望洋，北曰威远。”现在这四座城门仍在，但城门上的箭楼（因楼上开有射箭用的窗户故名）只剩下镇东门上的一座了。此箭楼坐东朝西，与其它三座箭楼遥相呼应，浑为一体。镇东箭楼分两层，上为歇山重檐顶，顶脊双吻对称，下为砖木结构。这座箭楼坐落在12米高的城台上，楼高共13.7米，东西宽10.1米，南北长19.7米。城楼顶檐下，横挂着一块巨匾，上书“天下第一关”五个大字，笔道雄劲，遐迩闻名。此匾系明代成化年间进士，邑人萧显所书。山海关城四座门的外围，均有瓮城。现遗存至今的仅镇东门外一座瓮城了。在东西二座门的瓮城之外又配以东、西罗城。除此之外，为了加强方守，在关城四周又挖了护城河，即“环城为池，周四百有二丈九尺”。

      关城是山海关长城防御体系中的主体建筑，其他建筑设施则共同拱卫着它，都是辅助设施。关城的北、西、南三长城及箭楼，由于处在南北走向的山海关长城以西（关内），故在实践中基本上起不到多大作用。因为山海关长城主要是防御长城以东（关外）兴起的女真政权和蒙古族残余势力的侵扰修建的。而东面的镇东箭楼（天下第一关），则坐落在山海关长城南北走向之上，且在山、海之间，战略地位显得非常重要。所以，镇东箭楼修得台高楼阔，陡峭坚固，设施完善，这些都是其他三座箭楼所不及的。在它的外围不仅围以瓮城，而且又有罗城和护城河环抱，加之重兵把守，大有“敌矢不能及，敌骑不敢近”的效果。登临在天下第一关箭楼上，长城内外的情况则一览无余。所以，在战时守城总兵大人往往亲自坐镇此楼，调兵遣将，使得这古塞雄关牢不可破，坚不可摧。

      南翼城：又名南营子。位于关城南面四里处，是山海关城南面的翼膀。此城现已湮没，但有遗址尚存可稽。实测面积为95400平方米，周长为1237米。

      北翼城：又名北营子。位于关城北四里处，构成了山海关城的北面翼膀。此城也早已坍毁，现有遗址残留。实测面积为65000平方米，周长1237米。

      南北翼城修建在山海关长城纵轴线上且位踞关城两侧，它是关城的左膀右臂，又是守城部队的驻营地。平时军士们驻扎在这里进行屯田、练兵等活动；干戈相见之日，则登上城墙服从守城总兵的统一调遣，辅弼着关城向敌人攻击。两翼城不仅是守城部队的驻营地，同时还是军需库，贮存有大量的粮草、武器、火药等，这就避免了“军事曝立暑雨霜雪之下，无所藉庇，军火器具如临时起发则运迭不前”的情况，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老龙头长城：距山海关长城南十里处，是万里长城东部重要地段的起点。古人曾将万里长城比作一条巨龙，这里好似龙头伸入大海之中故名。如果登临到老龙头长城的断壁秃垣上，南望大海，只见白浪滔天水天一色，不免使人心潮起伏，思绪万千。

      角山长城：坐落在燕山余脉的角山之上，距山海关城北十五里，角山长城依山起伏，威武雄壮，它共以三道关卡构成。这三道关卡依地势由低而高，层层向上，越上越险，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角山长城是山海关长城天然的左翼要塞，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如果把山海关长城比喻成一把铁钳的话，那么天下第一关是枢纽，老龙头长城和角山长城则是这把铁钳上张开大嘴的两只钳牙。它们拱卫辅佐着山海关长城，形成军事上的犄角之势。如果敌人犯长城，屯守在老龙头长城和角山长城上的部队便迅速出击，采取两侧夹击或迂回包抄敌人后路的办法，使敌人腹背受敌，不战自溃；如果它们本身受到敌人攻击，也可以利用自身天然的地理优势和完善的长城防御工程固守自救。

      威远城：此城也早已湮圮，现尚存遗址。据《临榆县志》记载，威远城“在长城东二里外欢喜岭上，城高三丈，下砌以石，四隅起台垛，城上女墙高五尺，周方七十步，正南为城门，上镌‘威武’二字”。威远城为山海关东部外围的屏障，是长城防御体系中的前沿阵地，有重兵把守。战略位置上地居要冲，遥控四野。

      烽火台：在山海关长城内有烽火台多处。这些烽火台都是以东西方向分布的。一般在城墙附近，五里一台，距城较远处，十里一台，烽火台众所周知，它是古代传递军事情报的场所。如遇敌情，在台上白昼点烟，故又叫狼烟台；夜晚点火，故又叫烽燧台。可谓狼烟四起烽火连天，就象接力赛一样很快就传到守城部队那里。

      今天漫步在山海关长城之上，当年用以作战的箭簇、矛、铁雷石等遗物还依稀可见，特别是矗立在第一关城楼南北两侧那威震敌胆的铁棒雷飞炮，至今还虎视眈眈地注视着长城内外，使人见了不难想象当年它的神威。除此之外，守城部队还配备有三眼枪，百子铳，佛郎机鸟嘴等火器。这些冷兵器和火器的并用，更加山海关长城如虎添翼。

      综上所述，山海关长城南临渤海，北依燕山，长城纵贯，一关雄踞（天下第一关），把山、海、关连成一气，形成“关隘相连，烽火相望”，层层布防、步步设险、能攻易守的完善的长城防御体系。山海关地处华北通向东北的要冲，好似咽喉要道，故历来成为兵家必争之地，翻阅史册，仅从明代设山海卫（《明史》卷九十“兵二”）以来，就曾发生过不少战争。下面仅举几例，如《临榆县志》记载：明穆宗隆庆元年，蒙古族土蛮部的封建割据者黄台吉带兵直逼山海关城下，当时的蓟州总兵戚继光急派游击张臣迎击，在关城附近的傍水崖展开了一场恶战，结果黄台吉大败而归。另据《明史》记载：崇祯二年、三年、七年、九年、十一年，大清兵曾多次犯边“入口”，但都是“俘掠而行”没有站住脚。究其原因是由于“山海关控扼其间，（大清兵）则内外声势不接，即入其他口，而彼（明军）得扰我后路。”“所克山东，直隶郡邑辄不守而去，皆由山海关阻隔之故”（ 魏源《圣武记》卷一“开国龙兴记”）。由此不难看出，山海关完善的防御体系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但是尽管如此，也没有最终阻挡清兵入主中原，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是复杂的，多方面的。

      1644年的清兵入关，是明清之交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这一事件关联着明朝的灭亡，李自成农民军的失败和清朝的胜利三个方面。而明清之际的山海关战役则对三方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
从明朝方面讲，当时的明朝已到了腐朽没落苟延残喘的地步了。在明、清的长期斗争中，与新兴的满清政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加之明末农民大起义给明王朝以致命的打击，使明廷顾此失彼，最终被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所推翻。

      从李自成农民军方面讲，由于义军所向披靡，“大顺政权领导人在一片凯歌声中，滋长了骄傲轻敌的思想”；“在用政治手段招降吴三桂）（当时山海关明总兵）之后，李自成派往山海关镇守的，只是刚刚投降过来的名将唐通所部八千，没有派出农民军大将率领重兵协防”（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加上大顺政权在建国后的方针，政策上的失当，使本来就对农民政权有敌意的吴三桂演出了“乞师复仇”的丑剧。所以，山海关战役农民军的失败尽管有其客观因素，但总的来讲是李自成在根本决策上的错误造成的，从而导致大顺政权全面失败的开始，

      从满清方面讲，1644年清兵入关，条件是成熟的，准备是充分的，力量是雄厚的。皇太极曾说：“打开山海，通我后路，迁都内地，作长远之计”（《清太宗天聪四年伐明以七大罪誓师谕》）。由此可见，从皇太极到多尔衮等人都一直密切关注着中原地区斗争的演变，并随时根据获得的情报而决定自己的对策。当李自成农民军占领北京推翻明王朝，建立大顺政权后，满清就及时地把矛头对准了立足未稳的农民政权，后来又由于农民军政策失误，导致吴三桂开关降清，又给清兵在军事行动上提供了一个意外的方便条件，改变了清军入关的路线，加快了清兵入关的进程。

      所以说，“清军的胜利和李自成的失败，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偶然的，实际上它具有很大的必然性，因为清军的胜利所具备的条件是多方面的，长期积累起来的，而李自成的错误，也是各种因素促成的，而不是偶然的。”（陈生玺：“清兵入关与吴三桂降清问题”《中华文史论丛》一九八一年第三辑）。
以上这些史实，更加说明了万里长城山海关所处地理位置重要以及它完善的长城防御体系，历来被兵家视为必争之地。

      长城是我国古代国内各封建割据集团和各民族统治集团之间矛盾战争的产物。随着时间的推移，朝代的更替，万里长城已完成了它的战略防御使命，已被人民大众这一众志成城所替代。所以清代康熙皇帝叹慨道：“当时用尽生民力，天下何曾是尔家”。今天万里长城虽然失去了军事上的防御工程的能力，但它却反映了我国两千多年来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中西交通、民族关系等情况，特别是历代王朝军事部署与军事措施的情况，是研究古代社会的第一手资料和实物见证。